相较于河运与陆运,海运具有运载量大、运费低的优点,有明一代严行海禁,海运的优势无法发挥,直到清康熙年间弛海禁,山东半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绵长的海岸线,海运发展迅速,加之运河时常淤塞,影响漕运,山东的经济运输重心逐渐由河运转向了海运。在清中叶运河沿岸城镇日渐衰落之时,半岛沿海地区城镇却日渐繁盛。

晚明时期,自淮安向北,经鹰游岛到达山东半岛的南端,从青州府南岸的安东卫、石臼所,到莱州府南岸的夏河所、斋堂岛、灵山卫、古镇、胶州、鳌山卫,再到登州府南岸的大嵩卫、竹村寨(属莱阳)一带的海面,“二十年来土人、淮人、岛人贸易南北货物,已为熟路”。从登州府南岸的海阳所、竹岛、靖海卫、宁津所,向东北转过成山卫、刘公岛、威海卫,再向西到宁海卫一带的海面,“二十年来土人、岛人遍洋采捕,商贩达淮,往来不绝”。自登州府北岸的福山县芝罘岛到蓬莱县以北的新海口、沙门等岛,向西历桑岛、屺岛、北岛到达陆岸,“土人多养马其间”。

从黄县屺岛向西,到莱州府北岸的三山岛、芙蓉岛、莱州大洋海仓口,“土人、岛人采捕、商贩往来不绝”。从海仓口向西,历潍河河口、鱼儿铺,再向西北到青州府北岸的侯镇店、唐头寨,“土人、岛人商贩不减于胶、淮”。自侯镇往西北到济南府东北岸的大清河、小清河口、乞沟河(清代属武定府),再向西北便可进入直沽,抵达天津卫,“东南西北往来尤多”。

嘉靖四十年(1561年)山东巡抚都御史朱衡上奏,“登、莱、青三府地濒大海,东近辽左,南通浙直……日者辽左告饥,暂议弛登、莱商禁以济之。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许通行,今富民猾商遂假道赴临清,抵苏、杭、淮、扬兴贩货物。”。

明清时期的山东商帮中,登、莱、青三府的商人凭借海运的便利,势力尤大,“民多逐利四方”,并在省外商人聚集之地建立会馆,以联乡谊,通商情。清初顺治年间,胶州、青州、登州、潍县、诸城商人,在苏州山塘街毛家桥西建有东齐会馆;青州府商民在北京宣武区门楼巷建有青州会馆;光绪年间,登、莱两府的饭馆业与粮食业商人在天津市南建有登莱同乡会。

道光七年(1827年),在上海南市区城隍庙萃秀堂中立有《上海县为商行船集议关山东各口贸易规条告示碑》一碑,碑文记载,胶帮商人六人、登帮商人七人、诸城帮商人二人,以及其他地区商帮诸人,将“遵照后开所以规条,刊勒石碑,竖立萃秀堂,永远遵守毋违”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上海《创修山东会馆碑记》记载,“各国未通商以前,以吾乡(按撰此碑文者为莱州府人)为极盛焉”,“吾乡之商此土者,至今二百余年”,可见清初东三府商人在上海已有一定规模,打下了根基。

在登、莱、青三府中,登州府南岸的莱阳,北岸的文登、烟台、栖霞、蓬莱、黄县、招远;莱州府南岸的胶州,北岸的掖县等城镇,都山东商帮活动的重要商业码头。